訴與法治的羅馬故事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5-24 16:00:39

韓 偉   

訴訟是司法的核心,也是現代法治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無論是懲處違法犯罪,還是請求侵權賠償,都需要通過訴訟來實現?!端滴慕庾幀分興?,“訴,告也”,《論語·憲問》中有“公伯寮訴子路于季孫”。所謂不平則鳴,提出“訴”,定然是遇到了不公平之事,請求有權威的一方居中作出裁決,以實現正義。訴訟是如何起源的,它又經歷了什么樣的變遷,這還得從西方法治的源頭——羅馬法談起。

在以“民法”見長的羅馬法中,訴(actio)是涉及私權與私權?;さ姆篩拍?,是法律制度中最為核心和基本的一個,它集中反映出羅馬時代法律與法律適用的特點,是羅馬法制,尤其是羅馬民事訴訟制度的基石。羅馬最古老的訴訟方式被稱為“法律訴訟”,它要求訴訟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特定形式進行。當時法律規定了誓金之訴、請求給付之訴、拘禁之訴等五種確定和實現權利的特別訴訟形式,特定的私法權利必須通過前述訴訟形式來實現。這一時期“訴”的內涵為儀式性行為、法律上的行為,特別是以啟動審判或執行程序為目的的維護私權的行為,這也導致了訴訟形式的僵化。

誰來起訴

羅馬掌管司法事務的副執政官,在選擇訴訟形式中擁有決定性的權力。要求起訴的原告,首先需要前往城市副執政官處提出請求,并說明事情的原委。副執政官會提出一個“程式”,規定如果該訴訟要勝訴需要滿足的條件:“如果某某事情得到證實,那就讓法官們判決有罪,如果不能證實,則放棄?!背淌交夠嶂付ㄒ桓齜ü倩蛘叻ü僂?,將案件提交給他們審理。法官們在聽取證據和理由后,再作出判決,判決由副執政官規定的程序支持。一塊青銅器上的銘文說:這一程序經行省總督改造,被用來解決兩個西班牙共同體有關土地和水權的糾紛。

早期的羅馬,并不存在公共起訴人,即便是刑事訴訟,一般也由當事人提出。當然,羅馬時期的民事與刑事控訴之間的界限也不十分明確,如盜竊案在共和時代被視為私人案件,由民事訴訟追究,亦由私人提起訴訟。這些控訴,有時會在人民大會上提出,多數情況下,則是在常設的刑事法庭或某個錢財追償法庭進行審判,這些法庭允許公民個人因各種原因代表羅馬人民或者其他受害人提起訴訟。格拉古立法之后,不僅是法庭控訴的提起,而且還有訴訟進行,本質上都是由那些受到傷害的個人自己進行。后來,案件被委托給法庭指定的一個控訴人,多數時候,這個人似乎就是羅馬的“?;と恕?。審判的結果,一般是通過金錢上的懲罰以達到制裁之目的,對于極為惡劣的罪行,也會判處流放。

訴之程序

有一些犯罪更為嚴重,甚至涉及國家利益的,如謀殺、縱火,乃至是叛國罪,對它們的控訴,則適用特別的程序。一般認為,對叛國等重大犯罪,由保民官等官員在人民大會上提起控訴,其方式與那些反對共同體的罪犯相同。共和國早期,有一種名為“殺人罪審判官”的官職,據稱他們的任務就是調查犯罪,歷史學家李維認為他們應該是人民大會上實際進行控告的人。但也有人指出,他們可能是被任命的常設審判官,職能是刑事審判,而非充當控訴人。對于叛國罪,則有專門的控訴人。在霍拉提家族政治斗爭的背景下,普布利烏斯·霍拉提烏斯對他的妹妹的謀殺,被控的罪名不是謀殺,而是叛國。國王依照法律創設了“兩人委員會”,在隨后的法律程序中,委員會受指示提出控告,后來判處霍拉提烏斯有罪。如果他不服兩人委員會的判決,可以行使上訴權,那樣又會有一場上訴權之爭。如果兩人委員會獲勝,霍拉提烏斯會被處死。(林托特:《羅馬共和國政制》,第182頁)在這一故事中,兩人委員會似乎承擔了控訴的職能,但從判決的過程看,他們又負責案件的審理,并作出裁決,這又顯示,當時的起訴和審判的職能好像并無清晰的區分。

盡管今天很難獲悉古代羅馬訴訟的細節,但從李維留下的故事,以及班提亞法典中《奧斯卡法》來判斷,至少在公元前3世紀以降,反對人民的犯罪,無論是死刑還是非死刑的案件,都由市政官、保民官或財務官在人民大會上提出控訴,所涉及的程序由一名官員啟動。在從副執政官那里獲得舉行人民大會的征兆后,他向被告人正式宣布舉行第一次聽證的時間。審判以專門用于調查的人民大會預備會開始,會上發表控告和辯護演說,隨后兩場類似的預備會舉行,在那里相關人會發表更多的演說,對證據進行辯駁、查證。之后,在至少經過三個集市日的間隔后,在正式的人民大會上舉行投票,作出最后的判決。除了人民大會負責審判,早期也有一些專門的刑事法庭。如謀殺和攜帶攻擊性武器的案件,都需要被訴于“刑事三吏”,據稱他們掌握某種形式的司法權力。

訴訟機構

到了共和國后期,羅馬開始嘗試建立常設法庭。變化首先表現在法庭數量的增長,法庭(quaestio)最初的含義是“調查”,除了抽象意義外,它還有“調查法庭”或法庭的意思。元老院建立此類法庭,指派官員進行調查,審判具有重要性的嚴重犯罪,如對酒神信徒案、婦女投毒案、謀殺案的調查,都屬于此類。然而,這一時期尚未發現有定罪者使用上訴權,在蘇拉的《科爾內利亞法》改革這些法庭時,已經有按常規建立的法庭來處理盜匪、投毒、巫蠱,甚至是賄選、貪污案件。這些常設法庭的審理中,官員依靠顧問團的幫助進行調查,官員控制著審判,并且由他作出判決,主審官員不受控制審判全部進程的刻板規則的限制。(《羅馬共和國政制》,第189頁)這顯示出負責審判官員更大的自主性,但程序正義的缺失,也讓人對審判結果的公正性不免存疑。

為常設刑事法庭提供固定模式的,是追償錢財法庭的發展,該庭處理的主要是追回那些羅馬人任職期間非法后代的錢財。據西塞羅的記載,公元前149年第一個常設法庭創設,法庭中還出現了“陪審團”。每年副執政官都要受命挑選一系列陪審團,據稱有450人之多,從中為每一個案件組建一個50人的陪審團,成員是有關各方篩選取舍后的混合。這些陪審員主要來自騎士階層,不曾擔任過低級官職,與任何元老也沒有親屬關系。主持法庭的副執政官,只是確保法律程序的正常進行,審判的主程序和隨后對損害的估價中,判決由陪審團作出,以簡單多數為勝。向陪審團提出控訴時,由羅馬演說家代表受害的一方或多方進行,審判的范圍擴展到受賄案??鋈味啦霉偈?,對法庭陪審員的組成和程序進行了改革,奧古斯都則修訂了法庭程序,還創立了新法庭。(《羅馬共和國政制》,第190頁)此外,追償錢財法庭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其審判逐漸被作為制裁手段用于執行法律。

羅馬法向來以精確和嚴密著稱,這也體現在訴訟法制中?!霸詵繕蠼錐臥嬉蟛門泄倬妥約河氡桓嫻姆燒榘溆璧囊桓齔絳蚴欏?,構成羅馬法“訴”的最基本含義,進而出現了權利與訴訟合一、權利規范與程序規則合一、訴訟主張與實體規則合一為特征的“訴權”思維,影響延及后世。然而,過分追求形式的“訴”,有時又成為?;す袢ɡ胄形雜?、維護實質正義的“束縛”,雖然訴訟程序在現代法治中具有獨立的價值,但如何在保障程序正義的同時,更好地實現司法公正,乃至體現“訴訟便民”,仍然值得人們反復思索。

(作者單位:西北工業大學法學系)

(責任編輯: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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